法治课｜郭新振与亲生父母团聚后，养父母是否该被追责？

寻子24年后，郭刚堂终于与被拐卖的儿子郭新振团聚。此后，他们都要面临更复杂的社会关系。

郭刚堂父子顺利认亲。郭新振表示将留在养父母身边。郭刚堂表示，他将选择的权利交给儿子，“希望把儿子养父母当亲戚走动。”
有网友认为，除了追究人贩责任，也应追究郭新振养父母是否涉嫌犯罪。
对此，有律师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与收养不同的是，收买行为未经过法定程序，是发生拐卖的“源头之恶”，应态度坚决地进行打击，按照现行法律，前述行为涉嫌“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
关注人口拐卖领域的专家告诉澎湃新闻，对于公众来说，亲生父母找到孩子后，寻亲的故事基本上结束了，但对被拐者的人生来说，其实是新的开始，他们面临着新的困惑。
事实上，在很多被拐孩子与亲生父母认亲之后，他们仍不会对养父母进行追责，一方面是受到追诉时效的影响，另一方面，仍然有复杂的情感掺杂其中。
24年寻子，已过追诉时效，人贩子不承担法律责任？
1997年9月21日，郭刚堂两岁的儿子郭新振被人贩子拐卖。24年来，郭刚堂骑行50多万公里，跑了数十个省份，报废了10辆摩托车，终于找到儿子。7月11日，郭刚堂夫妇终与儿子郭新振相认。郭刚堂表示，将把孩子的养父母当亲戚来往，今后也会把选择的权利交给孩子。
但有网友表示，很心疼亲生父母，时刻考虑着孩子的情感。也有人认为，应该追诉人贩子，并向孩子的养父母追责。
7月15日，中国政法大学反对人口贩运国际合作与保护中心主任、被称为“打拐律师”的张志伟告诉澎湃新闻，对于郭刚堂儿子被拐一案中的人贩子的法律责任，法学界仍有争议。该案已过追诉时效，按实际惯例做法，追究的可能性不大。但他表示，如果拐卖行为带来的危害是持续性的，可以理解为犯罪行为带来的结果并未结束，诉讼时效也就不存在过期。
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丁金坤告诉澎湃新闻，人贩作案时间为1997年9月，案件侦破于2021年7月，近24年，已经超过20年的追诉时效。
丁金坤称，遵循“从旧兼从轻”原则，本案适用1979年的刑法。按照最高法院《关于适用刑法时间效力规定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1997年9月30日以前的犯罪行为，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超过追诉期限等，是否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适用修订前的刑法（1979年刑法）第77条的规定，不受追诉时效限制。
澎湃新闻此前报道，据公安部新闻发布会，1997年9月21日，郭刚堂儿子郭新振被拐走后，聊城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开展了大量侦查调查、走访摸排等工作。
丁金坤表示，所以本案追诉的可能性很大。
收买VS收养，一字之差，郭新振的养父母该被追责吗？
澎湃新闻此前报道，1997年郭新振被拐后，被呼某吉和唐某带到林州，被以6000元的价格，卖给一对已有两个女儿的夫妇。
郭新振的大伯称，听说郭新振是别家养不起才送人的。如果知道郭新振是被拐来的，他都不会同意抱养。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邢鑫告诉澎湃新闻，按照现行法律，如果养父母的收买行为是与拐卖者合谋，则有可能成为《刑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的“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共犯。但如果被拐儿童被解救后，因为无法找到亲生父母而被当地民政部门收养，养父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下简称《收养法》），办理相关手续收养该儿童，则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邢鑫称，如果养父母办理了合法的收养手续，那么该收养关系受到法律保护，养子女成年后需要对养父母承担赡养义务，对于亲父母则无赡养“义务”；反之，如果是基于收买行为，形成了抚养关系，未办理合法的收养手续，养子女无需对养父母承担赡养义务，对亲生父母仍需承担赡养义务。
丁金坤也强调，“收养”和“收买”不同。收养是严肃的法律行为，一旦收养就解除原亲生家庭的法律关系。所以《收养法》不厌其烦地规定，需要符合收养的条件以及需要经过登记等，以确保收养关系合法。而在拐卖儿童案件中，即便收买人对孩子很好，法律也不会承认这种收养关系，充其量是一种供养，双方并无收养的权利与义务。
丁金坤称，“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必须是主观知情的前提下，依然故意收买，才构成犯罪。如果行为人不知情，则不构成犯罪。按照2015年刑法（九）修正案，将刑法第241条修改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此时才明确，对收买人必罚。但此前，1979年的刑法没有对收买人入罪。因此，丁金坤认为，该案中养父母很难被追究刑事责任。
张志伟说，在同类案件中，有些养父母会承认自己知情，大部分人则会否认，称只是收养，只是给了对方感谢费。再加上该行为还有人贩子参与，人贩子也可能会对拐卖行为进行隐瞒，谎称孩子是捡来的，或是求领养等。这些边界都需要公安机关去做具体推定。
团圆之后，面临的是更复杂的社会关系
张志伟谈到，在多重背景下，对于被拐卖的孩子来说，除了法律话题，还有一个更大的话题需要关注——如何重新融入社会。这些被拐卖的孩子该如何面对他过去的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如何融入新的社会关系？这些都值得探讨。
“事实上，很多被拐孩子与亲生父母认亲之后，并不会对养父母进行追责。” 张志伟说，一方面是受到追诉时效的影响，另一方面，有复杂的情感和观念掺杂其中。”
张志伟说，“养儿防老”“重男轻女”“儿女双全”是买方的常见心理，也是过去部分地区长期存在的观念：买方认为买个孩子养大了很不容易，公众对其也存在同情心理。而孩子对于买方也可能存在感情。在一些拐卖案件中，孩子年龄较小，可能只因一颗糖、一个玩具就被人拐走，来到养父母家庭后也没有受到虐待和伤害，很可能会把亲生父母暂时忘却，直到认亲。
“但孩子的亲生父母不一样，他们痛苦是持续几十年甚至一辈子的。”张志伟说，这种痛苦的始作俑者便是买方和人贩子，这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不应该对他们存在同情心理。“没有买方市场，哪里来大量拐卖犯罪？必须要从源头打击买方，态度坚决，更不能有同情心。只有彻底遏制了这种买方需求，拐卖犯罪的势头才能可能被打压下去。”
 “在我们接触的很多案例中，有孩子认亲之后，仍然和养父母很亲近，反而跟亲生父母关系疏远，甚至慢慢断了联系。”张志伟说，其中有“生恩没有养恩大”的传统观念作祟，也有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很多孩子明知道自己被拐，但仍不愿意或不敢去公开寻找自己的亲人，他会承担着被家属邻里人骂“白眼狼”“没良心”的压力。压力之下，有时候他们不得不向现实低头，不得不表态会回养父母家或继续赡养他们。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双方彻底闹翻，孩子坚持回亲生父母家，养父母便要求起诉，让孩子退还几十年的抚养费甚至买房买车钱。很多时候可能买家的经济条件会比原生家庭要经济条件好，孩子也会考虑到实际情况。大部分被拐儿童属于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等弱势群体家庭。
 “不同于亲生父母，养父母在这类案件中是沉默的。”张志伟说，尤其是舆情关注比较高的案件当中，他们首先站在道德和法治的一个对立面上，甚至还有被追责的法律风险，所以他们可能选择沉默，不会自己跳出来找事，但也有比较强势的。我们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案例，在发现自己不会被追责后，态度很强硬，即使在认亲之后，也不让孩子回亲生父母家。这种情况很为难，毕竟公安机关没办法强制被拐人做抉择。
张志伟提到，现在，拐卖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少了。随着刑法修改让收买方入刑、国家打拐DNA数据库的建立和团圆系统的建设等，拐卖案发量大幅下降，破案率也大幅升高。在这背后，是人们观念的转变。我记得有个南京的案例，一对老夫妇带着孩子出去玩，孩子身体不舒服哭了一路，路上便有群众怀疑夫妇人贩子，将其扭送到公安机关。群众的警觉，让过去拐卖儿童的公共交通路径基本上被堵死。但孩童买卖仍没有消失，而是可能更加隐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