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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越来越多“海归”把进官场作为第一选择 ? 今永纱奈

【导读】据媒体报道,2020年中国有874万高校毕业生,面临千万待岗大军和千万应届生的“前后夹击”。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近140万年轻人报名参加2021年国家公务员招考。这种现象虽然与疫情冲击之下人们希望寻求稳定的心理有关,但“公考热”并非今年才兴起,事实上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公考已成为不少毕业生的优先选择。而且体制的吸引力已经越出国门,连喝过洋墨水的海归也越来越多地把进入体制作为第一选择。本文作者认为,年轻人对“体制内”的向往不仅有体制外机会变少的“推力”,也有因家庭和学校教育贯穿着体制认同而自发产生的“引力”。从根本上说,体制内外的划分是一个源头,正是社会结构和体制之间的不断互动和相互加持,导致体制成为社会成员依赖的对象。但作者也指出,中国的环境正发生变化,不断改变体制的力量也在成长。尽管体制变化的速度总是低于社会变化的速度,但我们仍然能够发现来自青年的鲜活力量在生长,属于青年人的理想主义冲动始终是无法磨灭的。在这个意义上,年轻的生命永远不可能被完全驯化。他们的使命终归是改变世界。
文章原发表于《文化纵横》,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体制夹缝中的年轻人
当下中国青年毕业后的一大梦想就是进入“体制”。近年公务员考试已经达到不可思议的热度,一些职位与报考学生比率超过了1:1000,最高的甚至达1:4000。一份由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共同完成的《中国海归创业发展报告》指出,目前已经回国就业的海归也以选择事业单位为主,占43.2%。也就是说,体制的吸引力已经越出国门,连喝过洋墨水的海归也越来越多地把进入体制作为第一选择。
处于人生最有活力、最强调自主性、最愿意冒险的阶段,青年们竞相选择安稳、体面、高福利的体制内单位作为其事业起点,不外两个原因,一是体制外给他们提供的空间过少;二是受到原有体制的驯化。
▍内外之分
所谓体制,其实包括一系列具体的制度性安排,如户籍制度、公务员考试制度、教育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劳动就业法规等。这些制度性安排有时并未带来平等,而是使人群分化。如城乡二元分割曾导致城市居民与农民的分化;重要行业的市场准入规定造成国企和民企之间的不平等;公务员考试漏洞太多使得“拼爹”成为可能,等等。这些制度安排,通常会造成社会成员中部分人获利和另外一部分人受损。在现有体制中长期获利的社会成员属于体制内,其他领域的社会成员则属于体制外。体制内的人群不但享有更加安稳、体面、更受制度保障的生活,而且其所在的机构往往握有更大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政府机关、垄断企业等);相对来说体制外的人群更难保障自己的基本权利和利益(中小企业主、农民工等)。
与此同时,中国的所谓“体制”不仅是一个制度概念,还具有明显的意识区隔。很明显,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共同分享价值观,其成员也有着更严密的思想纪律;而民营企业、大众社会这些领域则离政治价值相对遥远,其成员有时还秉承着另外一套价值理念。
在体制内外所存在的利益差别和思想差别下,中国社会中不但出现了一个由行政权力所掌控的“体制内”,而且由体制所产生的权力还延展到体制之外。于是,和过去中国高学历者纷纷脱离体制“下海”形成鲜明对照、也和西方发达国家很少年轻人考公务员的现象有相当差异的是:中国的年轻人纷纷选择通过难度极大的公务员考试而逃回体制内。这些情况都表明,近年来中国的“体制外”发展形势严峻,青年人选择的狭窄意味着整个社会选择的狭窄。
与此同时,政府本身的财政汲取能力越来越强大。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速在1995年首超GDP增速后,持续高速增长至今。2010年,中国财政收入达8.3万亿元,增速两倍于GDP增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保持高位,政府具有强大的掌控资源能力。随着政府职能不断扩张,行政机构庞大,不断招人,造就了一个迅速增长的就业市场。而集中了最优质社会资源的政府本身成为最受追捧的行业。体制内的人员工资虽然也高不了多少,但更多的补贴、福利和其他收入却可以保证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当然,想进入体制也并不容易。除了竞争激烈的公开招考之外,一些“萝卜招聘”、“拼爹”现象的存在,也是一种不公平的阻碍。
▍驯化青年?
奇怪的是,在事业选择空间日益狭窄的同时,这些年轻人还遭遇了社会舆论的批评。北大教授钱理群就曾发文批评现在的大学生更加世俗化和功利化。似乎是在印证这个判断,日前媒体广泛报道了国内某顶尖大学毕业的 “80后”进入体制得到快速升迁,但同时也快速腐败的经历。对于某些通过考公务员进入体制的年轻人来说,缺乏政治理想,导致他们在无奈中选择靠拢体制,并在进入后却连一些阴暗面也照单全收。
其实,青年的蜕变并不是从他们进入体制内的那一刻开始的,而是早得多。在中国,对体制内的规则和潜规则的认同正逐渐演化为一种文化锁定。虽然每个国家的中年男女都倾向保守,但没有一个国家的父母像中国的父母们一样,教育他们的子女从小听自己的话、上学听老师和学校的话、工作后听领导的话。对体制的认同渗透进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成为人格的一部分。某种程度上,“体制”改变了一些年轻人的本性。在拼命试图进入公务员队伍的过程中,我们既能看到对前途稳定的关心,也无法排除对权钱缝隙中的巨大灰色利益的觊觎。无论是何种心态,都缺乏政治原则的坚守,很难期望他们能够在转型时代挺身中流,一些人甚至连自己不被濡染都成了奢望。
而青年之所以容易被驯化,很大程度上是其自身内涵和自主信念的缺乏。在一些学术机构的调查中,现下中国青年的优点被归纳为务实、开放、敢于创新等,而其缺陷则被归结为缺乏社会视野、缺少对社会各阶层的了解、缺少交流、分享和合作、公益心不足等。这些弱点很明显是公共生活参与不足、对社会真实缺乏了解和同情心所致。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他们缺乏参与公共生活的经验,才丧失了在公共生活中形成和巩固自我价值观的机会,才可能被体制改变。人是一种多重社会关系的存在。而体制最终会变成无所不在的社会关系,让社会成员之间彼此限制,甚至内化为社会成员自己的自由意志。离体制越近,越容易受到驯化,这种一边限制一边驯化的情势,使得年轻人越来越依赖体制。
然而,把一切都推到体制身上确实很方便,可是体制并不能解释和解决所有问题。上述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体制安排,但问题是,“体制”又是从何而来?从逻辑上说,体制内外的划分首先改变的是整个社会的结构,并且形成了体制和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支撑。是社会结构决定了体制还是体制决定了社会结构,确实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但社会结构和体制之间的不断互动和相互加持,确实导致体制的强大,并成为社会成员依赖的对象。不过,即使是对于体制内的人群来说,这个体制真的是值得依赖的吗?恐怕未必。在一个超稳定和官僚化的环境中,个人的能力有时也难以提高,个体价值也会缩水。
同时,体制内的规则未必是所有人都可以适应的。随着“90后”这些更加强调个性和自由的世代的登场,体制能够带给人们的幸福感,恐怕会越来越少。更重要的是,只要体制本身的自上而下控制型的特点不改变,体制内向上流动渠道就会依然缺乏,体制内竞争的激烈程度不一定比体制外更小,普通青年进入体制后的晋升发展机会也不一定很多。
▍“他们的使命终归是改变世界”
体制与人的矛盾可能存在于任何一个世代,但只有在内外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这种矛盾才会导致改革力量的诞生。在目下的中国,体制与人的矛盾所导致的却更多的是非常规的反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体制本身所提供的改革空间太小。而在体制外的改革力量走正规路径走不通的情况下,只能以非常规的方式来进行利益表达。
在历史上,体制并不一定是年轻人的敌人,而更应是他们倚重但必须要改变的对象。如前所述,行政权力的扩张所导致的政治经济安排确实限制了年轻人的发展,也驯化了部分年轻人。即便如此,人们还是有选择余地的。但大多数人选择默许了这个体制的存在和运行。也就是说,无论什么样的体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们选择的结果。
不过中国的环境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新生的社会问题难以解决,另一方面改变体制的力量正在空前地成长起来。就前一方面来说,转型时期的特殊状况对青年就业的阶段性压力,加剧了体制本身转变的压力。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急剧拓展,青年人就业选择更加狭窄化。2002年的大学毕业生只有200多万,到了2019年达到创纪录的834万。如此迅速的待就业人数增长远远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也超过了这个经济体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增长的速度。套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世界上的路本来就少,走的人多了,就更没了路。
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在路径减少的情况下,人们的欲望和能力却在增强。在经济不断发展、社会环境不断开放的情况下,城市居民对体制改革的冲动逐渐提上日程。体制内渠道的匮乏反而刺激了更多体制外解决方式的出现。人们的变革冲动是与其改变环境的能力成正比的。形势变化之际,体制内外的群体无法再像以往那样生活下去。
历史证明,体制变化的速度总是低于社会变化的速度,也低于青年觉醒和崛起的速度。在市场和社会公共领域,我们仍然能够发现来自青年的鲜活力量在生长,属于青年人的理想主义冲动始终是无法磨灭的。在这个意义上,年轻的生命永远不可能被完全驯化。他们的使命终归是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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