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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者“出圈”:直面时代,学术不该只在圈子里循环

前有中文系戴建业“课堂上的一股泥石流”,后有法学院罗翔“张三在此恭候多时”,如今学者们凭借各大网络平台与综艺节目“出圈”,已成为一种现象性的存在。
仅以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科为例,政治系刘擎去年成为《奇葩说》第七季导师,其“说话之道”吸粉无数;中文系倪文尖上个月在B站新开了系列视频《语文名篇重读——现代文学系列》,目前播放量已超170万;而从3月26日开始,另一位中文系老师黄平的《内卷文化15讲》也借助喜马拉雅的平台走出校园,引发网友强烈共鸣。
据悉,《内卷文化15讲》的前四讲在上线后,不到两天有超过十万人收听,最多的一讲《人上人VS打工人:高加林的内卷故事》这一讲有六万人收听。在新品排行榜中,这门课排在第五位,前面是跟着《冰雪奇缘》学英语,后面是跟着《飞屋环游记》学英语,第一位第二位的是跟着任泽平或跟着叶檀学财经。
“面对商业财经、亲子教育这些热门话题,我有这个排位比较知足了。我的预期听众,就是和我一样深陷在内卷文化中的朋友们。这门课不是心灵鸡汤,我也不是什么人生导师,我也是内卷大潮中的一员,焦虑啊抑郁啊我也都有。我最终的预期听众就是我自己,我是讲给自己听的,只要我们的‘自我’是向时代敞开的,讲给自己的话也是讲给大家的话。”黄平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年初他收到喜马拉雅的邀约,他自己也想试试看能否打破大学的围墙,把一些想法直接传递到听众那里,“预期效果就是希望有人听,像丢进池塘里的一粒小石子,激起一圈圈涟漪。”

黄平的《内卷文化15讲》也借助喜马拉雅的平台走出校园,引发网友共鸣。

黄平的《内卷文化15讲》也借助喜马拉雅的平台走出校园,引发网友共鸣。他们为何“走出校园”?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曾说:“高校的教育不应该局限在被围墙建筑起来的校园内,应该在适当的条件下为社会服务。”他与郜元宝、张新颖两位教授携手复旦教师团队及众多作家在喜马拉雅推出音频课程《中国文学大师课》,收听人次达1600余万,此后纸质书《中国文学课》出版,同样广受读者喜爱。另一边,复旦大学教授梁永安入驻B站,单条视频最高播放量超过360万。

陈思和与郜元宝、张新颖携手复旦教师团队及众多作家推出音频课程《中国文学大师课》与纸质书《中国文学课》

陈思和与郜元宝、张新颖携手复旦教师团队及众多作家推出音频课程《中国文学大师课》与纸质书《中国文学课》而黄平“走出校园”的契机,一定程度上源于身处校园的无力感。“我有篇研究路遥的论文,在中国知网的下载量很高了,有接近六千的下载,被引用了近一百次。但是,也仅此而已,纯正的学术传播在今天被隔离在学术界的内部,往往是一位作者读另一位作者的文章。既然现在强调破五唯,强调在祖国的大地上写作,强调社会服务,我想走出校园恰逢其时。”
在黄平的观察里,今天的学术研究有很多优秀成果,但学术传播却处于低谷,很多思想根本传播不出去。怎么打破大学围墙,打通学界和大众的隔离,这件事变得很有意思,也很重要。
他说,在1980年代,学界和大众是打通的,那也是知识分子影响最大的时候,后来很遗憾,渐渐变得专业化、科层化了。而国外的知识分子一直在“走出校园”,比如他在课程发刊词里举例的加拿大广播公司“梅西公民讲座”——当时加拿大广播公司等发起方请了像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像文学界的诺斯罗普·弗莱、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多丽丝·莱辛等一批知识分子通过广播授课,讨论社会关注的主题,如如何理解自我与社群,理解技术主义,等等,影响非常大。类似的例子还有像以赛亚·伯林在BBC的讲座,极大地促进了学术的传播。
在黄平之前,同事倪文尖在B站的系列视频也引起很大反响。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他难以拒绝在“观视频”工作的毕业生们的热情、诚挚及情怀,他们最打动他的一句话是:“倪老师,你就把课上讲给我们听的讲出来,由我们来借助互联网让更多人听到,尤其是那些偏远地区好学的年轻人。”
于是,倪文尖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录了一下午的课。“当然,讲课我是极其认真的,内容是精挑细选的。讲课方式倒是和我平时讲课差别不大,只不过因为对面没有学生,而只是对着摄影机,所以就得比平时还要更把自己激发出来,因而也就显得更‘自嗨’了。”
让他高兴又感动的是,B站上真有很多好学的网友,里面高中生、初中生亦有不少。他们有人感慨说,原来文学那么有魅力,语文课也可以上得那么有意思。还有不少多年没有联系的学生因为这几节视频课联系上了——他们也是老师,与倪文尖分享了各自多年中学教书的经验和感慨。“我们的共同认知是,中国的语文教育需要更多热心人,需要更多更好的教学资源,中国人的文学教育、文学素养也有待进一步的提升。”倪文尖说。

倪文尖在B站的系列视频也引起很大反响。

倪文尖在B站的系列视频也引起很大反响。如何兼顾学术性与大众性?
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戴建业可谓是最早“出圈”的高校学者之一。早在2018年10月,学生把他讲解古诗文的视频传到网上,结果一下“爆红”,每天有10万左右的粉丝增长量。去年6月,戴建业正式在B站开设网课,粉丝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突破170万。
“在大学讲课有很多层次,有本科生的必修课,有选修课,有研究生的课,有博士生的课,那课堂内容肯定要根据不同的学生层次来准备,针对性就比较强。而在社会上讲课,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些人在听课,于是就采取一个中等水平的情况来讲,既要有深度,又要好懂。”但戴建业告诉澎湃新闻记者,网友的水平也经常让他吃惊,比如他在B站开设了专栏“写诗鬼才”,邀请各路网友投稿,结果发现很多网友水平很高,“他们写的旧体诗,很多华师、武大甚至北大的研究生都写不出来。”

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戴建业可谓最早“出圈”的高校学者之一。

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戴建业可谓最早“出圈”的高校学者之一。黄平也认为,在平衡学术性和大众性方面,大家有时容易低估网络受众的文化素养。在《内卷文化15讲》的内容呈现上,他从文学中举例,讲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人生》,刘慈欣的《三体》,太宰治的《人间失格》,双雪涛、班宇等东北青年作家的小说,穿越、玄幻等网络文学;也谈及《你好,李焕英》《寄生虫》《小丑》等等热门电影;还会讨论“内卷”与人工智能、讨论欧洲19世纪的历史经验,讨论李子柒、丁真与浪漫主义想象,等等。
“这些都是我这几年一直思考的内容。我觉得是时候讨论走出内卷文化了,‘内卷’所代表的不合理的、被扭曲的竞争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病灶,我们正在一步步变成工具人、机器人。”黄平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我发现真正有学术性了,也就真正有大众性了,也即只要这个问题是听众真正关心的,你把问题讲清楚了,讲到大家心里去了,那就会受到大众欢迎。”
学者“出圈”,最大的意义在哪里?
对于“出圈”,戴建业认为最大的意义在于让课程的受益面更宽一点,让更多人有机会和可能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学。“以我个人的兴趣来讲,我肯定更喜欢坐在书斋里读书、写作。但我是一名教师,我也愿意把我一些读书心得,通过网络课堂的方式传给更多人,这既是我的工作,也是一种使命,而且相互促进。我录视频时也会冒出一些新的想法和感触,回头也可能把它们写成文章。”
“无论写作、教学还是演讲,我都有激情。”戴建业说,“我的感觉是,如果你对你讲的内容,有个人的心得、看法、观点,那么你就有新奇感,有成就感,你就容易激动和投入。如果你很多时候就是照本宣科地老生常谈,那你自己没有激情,别人也不爱听。”
刘擎也把录制综艺看作一种学习:“在那里,年轻人用的很多词汇对我都是新的。学者很容易把自己专业学术世界看得很大,但其实需要重新去看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在学院环境中封闭太久,也会有许多认知偏差,会有自己的毛病。”

薛兆丰和刘擎

薛兆丰和刘擎黄平判断,学者“出圈”确实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这一趋势在这两年尤为明显。“我觉得有三个因素:我们有一批优秀的、善于面向公众表达的学者,有一大批有良好素养的、愿意为知识付费的听众,有高度发达的传播媒介。三个因素在这两年汇聚,成为一条上下打通的产业链条,这为学者‘出圈’提供了渠道。”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竞争压力越来越大,不断地内卷与加速,现代人普遍有内心的焦渴与迷茫。这是作为底座的大众心理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学者‘出圈’的关键,在于学术研究与社会关切有机结合。学术研究不是为了一堆数字化的考核的,不是为了在圈子里循环的,而是为了直面我们的时代。”
黄平也坦言,参与知识付费课程也有经济上的考虑,商业平台上的薪酬确实也不低。“但我觉得这就像版税、稿费一样,是光明正大的劳动收入,不能要求作家、知识分子无偿奉献,他们也面对柴米油盐,合理的激励体制永远有助于激发更好的成果出现。《内卷文化15讲》的定价不夸张,低于一杯咖啡钱,而且我个人不从课程销售中分成任何费用。当然,讲课突然收费了,这个心理上的转换需要一个时间。前几天我一个学生跟我说她买了这门课,价格真便宜。她的本意是夸我,但说实话我有种莫名的不好意思。”

“罗翔说刑法”获B站2020年度最高人气奖。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刘宪权(右),为罗翔(左)颁发“2020年度最高人气”奖。

“罗翔说刑法”获B站2020年度最高人气奖。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刘宪权(右),为罗翔(左)颁发“2020年度最高人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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