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故宫都是他捐的”？大收藏家张伯驹的金融善缘 金融宝宝1号

张伯驹先生最为人所知的身份是收藏家，曾有人开玩笑道“半个故宫都是他捐的”。张伯驹对书画的痴迷到了倾家荡产，千金散尽，要画不要命的程度，曾买下中国传世最古墨迹——西晋陆机《平复帖》、传世最古画迹——隋展子虔《游春图》等，被称为“天下第一藏”。但他费尽周折收购、保护字画珍品，并不只为了满足个人爱好，也不为了从中渔利，而是率然还珠于民，使文物流传有序。

张伯驹与收藏的故事一贯被传为美谈，除了收藏家的身份，张伯驹也是著名的书画家、诗词学家、曲艺学家、社会活动家，其实，张伯驹与金融业也大有渊源。
银行从业

年轻时的张伯驹
张伯驹幼时被过继给伯父张镇芳，张镇芳曾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清末任盐运使，利用盐务署所拨官款创立了官商合办的盐业银行，经营全部盐税收入。张伯驹天资聪颖，过目不忘，享有“神童”之誉，加上家世背景雄厚，自小与袁世凯的几个儿子共同读书、受训，而后进入军界任职。经历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曹锟兵变、富平兵变等事，张伯驹厌透了军阀混战，28岁时，脱离军界，卸甲还京。为免其游手好闲，沾染纨绔习气，张伯驹被家人安排进盐业银行挂职。作为一家官商合办银行，盐业银行中抵押、保存了大量清代宫廷文玩器具，使得张伯驹有机会鉴赏到这些从来只秘藏在皇宫里的珍奇古董，为其日后的收藏鉴赏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作为一个标准官二代、富二代，张伯驹没有吸烟、喝酒、赌博等不良嗜好，只是沉迷于收藏字画，据说他看上的古董从不还价，只让对方按时来取钱。在母亲眼里，他是个不成器的叛逆，原本指望张伯驹重振家业，实则银行股份成了他搞收藏的最大账房：“家里什么事情都不管，出去做官也不干，只知道花钱买字画，唉，随他去吧。”
不久，时任盐业银行董事长的张镇芳染疾去世，张伯驹理应继承父业，可他志不在此，认为“商人斤斤计较，坑蒙拐骗，毛票换大洋事”，很没有意思。面对亲友的规劝，奶奶、母亲的苦口婆心，张伯驹最终同意在盐业银行挂名董事兼总稽核。据张伯驹的独女张传彩回忆：“父亲不会理财，银行的业务大权旁落，但有时却显出超人的精明。例如，一年清室小朝廷因为经济拮据，拿出一批宫里的地毯到盐业银行求售。别人看地毯已旧，花色暗淡，都说不要。他却令人全部收下。原来他看出地毯中夹有金线。那时教他京剧的师傅余叔岩因病久不登台，手头拮据，父亲叫余叔岩买下，结果把金线抽出就赚了三万元，地毯倒手卖出又赚了三万元。”
1935年，盐业银行迁至上海，张伯驹又任常务理事兼上海分行经理，每年需到上海查账。1941年6月初，张伯驹从陕西南路培福里的住处出门，上班途中竟遭绑架，劫匪向其妻潘素索要赎金300万元。张家本是豪门巨富，但由于张伯驹数次卖宅求画，当时已无力支付巨额赎金。在交涉过程中，张伯驹特意嘱咐潘素，“宁死魔窟，决不许变卖家藏”。拉扯了8个月后，劫匪自降赎金到40万元，潘素多方奔走，典卖首饰、家产，最终凑齐了这笔赎金。这其中，没有卖掉一张字画。赎身回家后，张伯驹一家匆匆收拾行李离开上海，回到北方。
购买保险

太平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火险保费收据
因北京时已沦陷，1942年10月，张伯驹与妻女几经辗转，到达大后方西安。当时他把所藏书画也悉数带往西安，最珍贵的《平复帖》更是被他缝在棉衣夹层内贴身携带。为维持生计，张伯驹收拢资金，筹备秦陇实业公司，他自任经理职务。秦陇实业公司立足于当地需求，主营面粉加工，而面粉在加工和仓储环节都存在巨大的火灾隐患。一方面，张伯驹加强内部安全管理，从源头上避免发生火情，另一方面，他在上海时已接触过保险行业，明白通过购买保险可以转移风险。张伯驹似是对外国人相当防备，购画是为了防止国宝落入外国人之手，买保险也同样选择了华商保险公司——太平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平保险股份有限公司1929年初创于上海，由华商金城银行独资开设，主营水险、火险、轮船保险、汽车保险等。抗日战争期间，公司经营重心转移，总公司迁至重庆，并在西安设立了分公司，聘请西安金城银行行长刘纯中先生兼任经理。
从这张太平保险票据中可以看到，1945年9月，西安太平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保秦陇实业公司名下保额国币200万元整，保价每千元国币5元整(实收)，计保险费国币1万元整。签发人正是经理刘纯中。保单背面贴有4枚面额10元的印花税票。
良好的风险防范意识和较为先进的经营理念使秦陇实业公司逐渐盈利，为张伯驹一家人提供了充足的生计来源。无论是供养家庭，还是收购文物，都需要钱财上的支撑，张伯驹历经数次起落，一般来说，理应更追求经济上的安全感，可他从来都把钱财视为身外之物。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伯驹返回北京定居，秦陇实业公司代表曾特地向他报告公司的发展和赢利情况，他毫不犹豫地说：“我不管了，厂子我不要了。”解放后，直接把公司捐给了国家。
认购公债

陆机草隶书平复帖卷
解放后，曾有商人把一批书画带去台湾，因生意失败，抵押给外资银行的书画要被拍卖，其中正有三希帖之二的《中秋帖》和《伯远帖》。张伯驹救画救了几十年，听闻此事自然不会坐视不理，在他的呼吁下，周总理亲自批示，将国宝高价拍卖了回来。因此，张伯驹对新政府有了更多信任和支持。50年代起，张伯驹夫妇陆续把倾家荡产买来的珍贵收藏捐献给博物馆。1956年，正值政府发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政府号召人民踊跃购买，文化部亦开会动员文化人士购买公债，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据张恩岭所著《张伯驹传》记载：“参加会议的，除了几位文化部领导外，还有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会议由副部长郑振铎主持，不再谈买公债的意义，而是抓落实，因为数量可以反映态度。”“会议是座谈式的，没什么程序，先是部长沈雁冰带头，先自报5000元公债，接下来是副部长夏衍，自报了4000元，郑振铎副部长经济基础好一些，又是党外人士，报了8000元。接着，会场沉默了。”这番沉默不是因为不愿意、不支持，恰恰相反，张伯驹认为新政府可不像国民党，应该要重视、要热爱，可是此时的他与大家的期望不同，早已不是昔日能一掷千金的公子哥了。解放后，张伯驹已经以“个人无股票不能再任董事”为由，退出已完成公私合营的盐业银行，秦陇实业公司也捐归公有，几处北京的宅院先后出让、转卖给了北京大学、傅作义等，如他自己所说“只是一个穷教授”，加上当时实行的供给制，大家手头的现金都不多。张伯驹从动员大会回来后，与夫人潘素商议，新政府给了文化界人士极大的尊重和关照，理应支持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既然没有现金，那就捐物吧。
不久，张伯驹夫妇果然将陆机的《平复帖》、杜牧的《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蔡襄的《自书诗》、黄庭坚的《诸上座》等8幅国宝级书法名迹，无偿捐给了故宫博物院。这一善举在中国文化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文化部为此特意举行捐献仪式，并奖励三万元人民币，时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茅盾)签发褒奖状。张伯驹认为他是还珠于民，不是卖画，怎么能要钱呢。在郑振铎等人的解释、劝说下，张伯驹夫妇最终收下了这笔奖金。拿到了奖金，张伯驹便转手买成了公债。
张伯驹的一生，因家世显赫、身份特殊、天资过人，致使其经历颇为复杂坎坷，从盐业银行的挂名董事，到太平保险公司的承保对象，再到国家公债的认购者，几次身份转换不难看出社会环境的巨大变迁与他个人生活的极大变化。但张伯驹其人，始终固守本心，淡泊名利，他坚守着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与维护，虽时时用钱、花钱，却不曾为金钱所折腰，如黄永玉的评价“张先生一生喜爱人间美好事物，尝尽世上甜酸苦辣，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真大忍人也。”时人曾称他为“张大怪”，在金融界或精明、或实干、或中兴家业、或纨绔败家的诸多名人与后代中，张伯驹确是个异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