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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为什么理解不了“教育经纪人”黄圣依?

在热播综艺《婆婆和妈妈2》中,杨子和黄圣依关于教育的分歧引发了网友热议。
节目中,杨子先是强势压制了大儿子对网课的不满,继而又对上舞蹈课的小儿子要求严厉,不练好不许喝水吃饭。黄圣依不满丈夫的严苛态度,而杨子则不认同妻子为孩子做出的时间安排,认为满满当当的时间表会导致孩子敷衍成性,缺乏效率。

有的网友认同杨子的严谨风格,但更多的声音则是与作为母亲的黄圣依共情,他们能深刻体会那种因为“班上的小朋友都这样”而给孩子报课外班的无奈,更代入性地为杨子这种平时不管孩子,一管便自以为是、“想当然”的“诈尸式育儿”愤怒不已。
事实上,在儿童教育成本愈发向家庭倾斜的今天,千千万万的父母都和杨黄夫妇一样,面临着是否“鸡娃”和夫妻如何分担教育时间投入的问题。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计算显示,从2010年到2018年,小学生家长每周辅导作业的平均时长增加了60.2%,初中生则增加了94.2%,样本中,每周辅导小学生超过五小时的母亲占到了31.3%,而父亲仅占10.8%。显然,儿童教育的“内卷”之风已然形成,而母亲则是承担这一教育责任的主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编辑部编辑、社会学所的助理研究员杨可观察到,现在城市的儿童教育特别需要家庭,特别是母亲的付出。她认为,中国城市母亲的职责转变呈现出了“教育经纪人”化的新特征。那为什么不是爸爸而是妈妈成为“教育经纪人”呢?
以下是杨可的讲述——
“教育经纪人”母亲都需要做什么?
我长期跟踪观察8个北京户口的中产阶级家庭。孩子年龄从4岁到21岁不等,全都参与过课外培训,这些家庭中都是母亲对孩子教育负主要责任,母亲均在职,从事科研、会计管理等工作,学历为高中到博士。
当你生下孩子,你就已经是母亲了,但只有你扮演起相关角色的时候,才能说你在进行母职实践。现在流行的密集母职文化强调母亲责任不可替代、完全以孩子为中心、情感卷入深、在时间上有点内卷化倾向,甚至会越做越多。
当前教育市场大发展,传统时代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生活范围局限于私领域的“闺秀”是做不了这个事情的,她们无法胜任这个教育经纪人的角色的,只有具备与市场和现代教育相关的“知识库”的母亲才能胜任。
母亲成了连接家庭、学校和市场的一个枢纽,发挥着经营信息与社交网络的作用。她们要了解教育市场产品与目标学校的需求,还要定制个性化的学习路线,规划影子教育学习的时间,亲身整合教育资源等一系列功能。
这很像经纪人的角色,经纪人服务的是一个明星,这些妈妈作为教育经纪人服务的对象是自己的孩子。
我身边有那种最好的教育经纪人,关键的节点她们都能抓住,我就求助于她们。其他像我一样的母亲们都要经营孩子,为他们服务,为他们规划,因为孩子还不成熟,所以需要母亲帮忙做判断,带领他往前走。
母亲作为教育经纪人中反映的规划性、策略性,对女性提出了特别高的要求。作为教育经纪人的母职实践绝对不是一个跟风的非理性的事情,反而是对当前这个市场化的趋势 、教育竞争的惨烈程度的理性认识下的选择。
母亲“经纪人”的工作包括明确目标,找到便捷的路径,信息搜集与甄别,理性规划与抉择,社会沟通与协调,网络构建和维护。例如,小涛妈妈是从无到有的经纪人式密集母职实践的过程,她调动职业经历带来的社交网络构建能力,链接优质影子教育资源,成为一个核心人物,她善于维护圈子,打通资源,让信息流动,成了一个可以为其他母亲提供成功经验的妈妈。
对于那些很优秀但是异常忙碌的职业,比如母亲是医生,也往往很难肉身参与到孩子的日常教育上,那么她的孩子可能无法延续她本人的优势。
有的受访人是职位比较高也有自己的团队,她可以掌控自己的时间安排和工作节奏。社会支持系统比较好,她就比较具备这个做教育经纪人的条件。但如果母亲面对的是固化的评价标准就很可怕,现在的情况是这个经纪人的趋势让人很难反抗了,作为个人,我反抗我就要失败了。
可以代入自己设想一下,假如我的表现会影响到孩子,很多女性被迫不得不选择把孩子放在第一位。她们的想法是,在单位我牺牲的只是我自己的职业成就,但是我这几年不努力,我牺牲的可能是我孩子的一辈子。她就没有动力去发展自己的职业了。
会不会妈妈不一定要付出太多,孩子可能靠自己也可以做得很好?不是的。因为学校提供的教学不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有些孩子上课都成了校外为主,校内成辅助了。补习不一定好,但不补可能往往不够。
课外培训市场的课程非常细分,影子教育机构做了很多调研的工作,匹配不同的师资。有的时候家长也会提供很多反馈,家长和老师的关系很紧密。机构里有很多好老师很了解你的孩子,甚至比学校的班主任或者科任老师更了解。如果能够善用这个资源,会对孩子有很大的帮助。
我接触过北京最牛的那帮孩子的妈妈们,她们不一定学历多高,但一定是用心的,是个理性人,她要给孩子找最适合的资源,然后规划时间。高中生也许可以自主安排,但因为小孩子还做不到,一个家庭里一定要有一个人来做这件事。
奥数培训老师蔡老师带过很多拿竞赛金牌的孩子。他也说:孩子的表现和妈妈的付出非常相关。如果孩子比较自觉,孩子学业成绩会不错;但是如果家庭希望孩子有尖端的卓越的表现,就还是要有人推他,这个人往往是妈妈。
母亲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跟最好的孩子在一起。如果她们发现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已经鹤立鸡群,就要去影子教育的机构去认识更优秀的孩子。同伴影响对提高学业成绩的促进作用也已经被经验研究所证实。母亲的经纪人化体现了韦伯意义上的现代的工具理性的特征。妈妈们是在发挥种种现代理性人的能力。

图片来源:澎湃·美数课

图片来源:澎湃·美数课教育经纪人为什么不是爸爸?
只要家庭有往上流动的愿望,它就会在教育上着力。不过,影子教育资源的主要寻求者、联结者为什么主要是母亲?
这有很多客观原因,比如父亲面对的是更强的理想员工的要求,除非在比较有弹性的岗位就业,职场并不会给有孩子的男性员工完成家庭责任,留出合理的时间,父母双方可支配的时间,资源的不对等,成为家内性别分工格局难以改变的客观原因。
中国台湾中产家庭也是如此,父亲扮演养家角色,提供经济资本,母亲通过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来辅助孩子的培养。要在家庭和孩子上付出这么多,比较少有妈妈挑战这种性别分工,比如我的研究对象海归博士小婷妈妈说,尽管也希望父亲参与,亲职共担,但挑战既有的性别分工传统更耗费心神。
有的妈妈会尽量完善自身时间规划,尽力协调。有一个完美规划型的妈妈,她的协调方式在20到30岁的时候,达到求知求学的年龄段的极致,30到40岁的时候奉献给孩子家庭 ,工作只要应付,40岁之后在工作上重新投入。
有的妈妈选择接受不完美,会计算投入在孩子身上的时间是否值得。但是如果投入不够,就会给孩子带来学业惩罚的风险,以及因此带来的失职感,母职付出对母亲的损害是存在的,无论母亲承认不承认。
有一个被访人,我说你觉不觉得这种特别密集的付出对你职业生涯造成了影响?她会说我愿意为我的女儿付出啊,我自己乐意啊。
在我们妈妈圈里,会称她为虎妈或者“亲妈”,亲妈这个标签是为了强调妈妈的付出,“虎妈”这个标签是把社会文化变成个人心理问题,“黑化”了母亲,因为妈妈们如此付出不是她一个人所左右的。
也有第三种妈妈是通过母职实践自我增权的。比如有的转型变成文化人,个人声望不断上升,例如有个母亲自己的博客成为名博,自己也转换职业轨道,入职了某科研院所的少儿编程教育团队。这种经纪人方式的母职还蕴含一种发挥女性主体性,增进职业权能的潜力。我有访谈对象说,有了孩子以后对社会更宽容了,因为没有孩子之前,不知道在北京有这些资源,芭蕾、歌剧从来不去,不舍得掏钱,然后通过孩子碰见了很多理念相同的父母,因为女儿才知道这个社会很精彩,“她不学声乐,我怎么知道歌剧呢?”不过这是少数。

母亲失职的孩子怎么办?谁来兜底?
一个母亲不愿意在教育经纪人的角色上付出那么多就会受到惩罚。她会常常自责“我怎么觉得比别人失职”。正是这种理想化的母职实践造成了女性的负疚感,孩子的表现变成了母亲的事,母亲成为被责备的对象。
与此同时,那些消融了和孩子的边界的,强调母职付出的妈妈,可能一到媒体话语里,就成了这个女人没有自我,没有边界。有的时候,一心扑在孩子身上的母亲成了不被鼓励的,甚至被嘲笑的。
可我们不知道她是不是经历了理性的选择。背后的原因也许是理性的,也许是情感的。是情感的也没关系。我的一个被访对象说她对女儿的付出也会影响她的工作产出,但她说我愿意啊,愿意为女儿付出,她人生的成就一部分来自女儿,一部分来自自己的职业。这是她个人主动的选择。
社会学主张从社会根源来理解问题,而不是简单的把问题归咎为个人。
母亲节的时候,有媒体会做“不要用伟大扼杀母亲”的选题,很多人在转。有评论称“越被歌颂的就是越被剥夺的”,但是我觉得有歌颂比没有歌颂好,要提高这个尊严感。当然最好的情况是通过父母双方“亲职共担”,通过教育的社会化,通过减少不必要的教育竞争等等减少目前母亲劳动总量。
但假如这个结构或者说系统暂时无法改变,现实情况就是要有人来承担这些牺牲,现状中付出最多的这个人难道不应该被歌颂吗?当“心软”的女性来承担了这个角色,对她的劳动时间造成挤占,对职业生涯造成很大的挑战,难道不应该被理解?
在当前,母亲必须密集地为孩子投入时间和精力成为了一种理所当然的选择了,密集投入的妈妈成了一个绝对化的评价标准,会造成一种压迫,这不应该是理所应当的,不应该是必然如此的。
一方面我们当然应该激赏付出如此多的母亲,但另一方面社会和国家应该对这个结构有所反思,从政策和福利上为家庭和母亲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倾斜。
现状是取得好的教育成果就要拼妈,只有母亲具有相应禀赋的家庭,子女才更可能在教育市场上占得先机,如果孩子的妈妈没有这个能力,家庭没有这个资源呢,孩子就注定要失败吗?万一妈妈病了呢?万一她缺位呢?难道这个孩子就没希望了?如果导致这样的结果,就太不公正了。国家和社会应该有针对性地为弱势家庭提供兜底。
为即将掉队的学生提供教育救助是社会正义公平的体现,为弱势的家庭和个人兜底就是社会的意义所在,文明人的社会和动物社会的区别就是我们不是丛林法则,而不是说谁跑不过别人就别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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