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学者傅高义去世，享年90岁。他是在2020年去世的重要人物之一，生前对日本、中国、韩国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邓小平时代》让他为广大中国人所熟知，他的去世引起媒体广泛的纪念性报道，是可以理解的。
在这个时候，我们或许需要重温一下傅高义的“出发时刻”。
1958年，傅高义随自己的太太到日本。出发的时候，他的美国朋友告诉他：日本卫生状况非常糟糕，在外面千万要注意，喝水要小心，蔬菜也不要随便吃。傅高义到日本后发现，这种印象非常错误。东京要比他们想象中干净多了，吃的东西也很干净。这充分说明当时美国对日本的“偏见”有多深。
傅高义离开日本的时候，正逢日本民众反对美国驻军的运动，他在美国的家人非常害怕，让他赶紧离开，“日本人会杀了你这个美国佬”。傅高义到羽田机场等时候，机场已经被抗议人群包围，但是，日本人对他很友好，帮他和孩子翻过警方设立的隔离带，他得以顺利登机。
他从这个细节看出，日本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还有民族主义，但是人们已经能够把对美国的抗议和对一个美国人的友好区别看待。
我们可以把他的回忆，看成是美国和东亚关系的隐喻。美国对日本（后来是中国）误解很深，这不仅是政府层面，在社会上也是如此。反过来说也一样，日本对美国也同样存在误解。
这种误解，有时候会以一种戏剧性的场面呈现出来。傅高义写出《日本第一》的时候，日本出版商引进日语版，封面上的书名，不用日语，而是英文。傅高义很不解，出版商解释：“这意味着这是美国的看法，日本人很在乎这个。”傅高义写这本的目的，本来是面向美国读者，向他们讲述日本企业崛起的原因，但是，这本书却在日本大红特红，以至于日本首相要在东京举行的七国峰会前，向每一个参会的西方领导人都推荐这本书。
傅高义的东亚研究是从日本开始的。1958年的东京，正在为举办1964年东京奥运会而大兴土木，此后奥运会又相继来到韩城、北京。今年的奥运会回到东京，只是因为疫情耽搁了。
继日本、韩国后，中国也快速变得越来越现代，融入世界，这是过去几十年世界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如果最初涉足日本研究是一种偶然的话，此后的几十年，研究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则是傅高义自觉的学术追求。
傅高义在哈佛这样的顶尖从事东亚研究，有着相当有利的条件。他接触过不同时期的东亚地区领导人，这体现出了他超强的现实影响力。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他的重心还是在尽力促成美国与“新兴国家”的相互理解，他所有的著作，最开始的目标读者都是美国人，他在努力向美国讲述“东亚故事”。
傅高义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日本崛起研究日本，到中国崛起，他又准备花几十年来研究中国，学术精力相当惊人。他被称为“知日派”，也被理解成“对华友好”，但是他在半口述史性质的《日本还是第一吗》一书中，好几次都强调，他是美国人，思考问题始终是“美国中心”的。
作为一个国际关系学者，傅高义对纯粹的理论没有多少兴趣，贡献也不大。他的第一本书《日本新中产阶级》在理论上没有创新，看上去更像是对赖特•米尔斯那本《白领：美国中产阶级》的日本版应用。傅高义的研究更多是基于对现实的观察，他始终处在时代的节奏中，善于捕捉“时代性”，这从他几本书的书名就可以看出来。
“傅高义教授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傅高义教授为促进中美沟通与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做出了不懈努力。”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今天表示。这个评价恰如其分。
不久前傅高义参加一个网上论坛发言，还呼吁中美改善关系，这是他的一贯立场。从学术到生活，他的一生都在呼吁“更多理解”，在当下来看，这个呼吁尤其具备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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